- 第1節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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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春
我在UCLA工作了七年，作為終身制副教授的工作才剛步入正軌，但仍然任重道遠。首先我必須讓特別審議委員會相信我的研究具有獨創性且符合邏輯，其次我還要證明我與顧問是相互獨立的。我漸漸意識到學術進步不僅和科學有關，還涉及政治，不得不考慮找誰來寫封關于我的支持信才能讓我的學術成就打動他們。同時，我的門診量不斷增加，我的臨床診斷能力漸漸取得了同事們的信任，轉介的來源也漸漸穩定下來。
那是一個溫暖的周日午后，我躺在泳池邊放松自己。生活很美好，周末的所有元素都備齊了——冰茶、縱橫字謎還有無線電話——那時還是種高科技玩意。我給一位名叫琪琪的女孩打電話，她是我上周在一個紀念日派對上認識的，電話那頭依然是自動應答，我再次留言后掛了電話。我有點受打擊——她一直沒回我上周的留言。我很想聯系上她，她不但有魅力、風趣、聰明，最重要的是，她似乎對我也有興趣。
但琪琪沒有給我回電話，也許其實她也不是那么感興趣，或者我姐給了我一個錯誤的電話號碼。她幫我打給她舉辦派對的朋友，她朋友又打電話給那個帶琪琪來派對的朋友，她朋友的朋友又打給琪琪看能不能把她的電話給我。想約個會還得打這么多通搞笑的電話。
我跳進泳池游了幾個來回，然后回到躺椅上躺下，讓太陽曬干身上的水。電話響起來時我已經快睡著了，可惜不是琪琪，是我以前的精神分析導師查爾斯·里德爾。他給我打電話讓我覺得很奇怪，尤其是在周日的休息時間。早在幾年前我就完成了我個人的精神分析，難道說他遺忘了什么問題？
原來里德爾正負責一個實習醫生的心理健康項目，他想向我轉介一位患者——某個一年級醫科學生的媽媽。他對這個學生的失眠和焦慮做過評估，認為他的癥狀與他有個專橫、愛干涉的老媽脫不了干系。
“我已經跟她談過了，她愿意跟你見面聊聊，”里德爾說道，“實際上，她很迫切地想見你。”
“沒問題，讓她下周打給我吧，我有些時間還空著。”我回答道。
一陣令人不自在的沉默后，他說道：“你最近怎樣，蓋瑞。”
這個簡單的問題讓我回想起在他辦公室沙發上接受精神分析的日子，當時我正在為成為精神科醫師而奮斗著。任何領悟型療法，尤其是精神分析療法，其主要部分包括建立對治療師的移情作用，然后逐漸理解并最終跨越它，即患者意識到他將自己早年對他人——通常是父母的感覺轉移到治療師身上。理想的情況下，當治療結束，患者就能跨越心理障礙。然而，移情的作用很強，有時可能持續一生。精神分析結束后，如果碰巧遇到以前的治療師，那種不舒服的感覺就跟治療時是一樣的。
我對里德爾問題的反應可能源于某些未能解決的問題。在潛意識層面上，我肯定還認為他強大且無所不知，而現在他卻叫我治療他的患者，看來我還挺厲害的？
于是我打起精神，微笑著回答他：“我非常好，謝謝，感謝你的轉介。”
那周晚些時候，我的助理杰姬告訴我有位里德爾醫生轉介的卡羅爾·威爾遜女士打給我。我正要去開會，于是我讓杰姬要她的電話，她說威爾遜女士是從醫院打的電話，632房。
“是嗎？”我問道，“我會回她電話的，但請告訴我她的內科醫生的名字和她為什么進醫院。”
杰姬了解到麗莎·鐘醫生前一天接收了威爾遜女士，幫她檢查背痛。我接待完預約的咨詢后，朝632房走去。
我站在四人間敞開的房門外，看見一位亮紅色頭發的女人在高談闊論，另外三位女性患者在聽她講話。我查看了門旁邊的名單確認威爾遜女士的床位，但沒有馬上進去，而是在外面偷聽了一會兒。
卡羅爾·威爾遜，就是紅頭發那位，繼續著她的演講。“雪莉，”她朝對面的那位女士說道，“我知道你認可你醫生的診斷，但我要說，你的癥狀顯示那不僅僅是關節炎，很可能還有狼瘡，沒人想過要查血沉嗎？”她指的是紅細胞沉降率的檢測，一種非特異性篩查方法，可以測量體內的炎癥，用于發現及檢測多種癥狀模糊的疾病，包括肺結核、自身免疫疾病等。
雪莉驚得目瞪口呆，這時我走進房間說道：“早上好，女士們，抱歉打斷一下，我是斯莫爾醫生，我是來看卡羅爾·威爾遜的。”
卡羅爾尖聲道：“我就是，醫生，我剛給你打過電話。”
我推了一張椅子，坐到卡羅爾床邊，拉上簾子制造出形式上的私密空間。
“很高興你能來看我，斯莫爾醫生，”她說道，“你比我想象的要年輕許多。知道嗎，你讓我想起我的兒子邁克爾，他是UCLA這兒的醫學院學生。”說著她又舉起雙手，似乎要阻止我的贊美之辭，“我知道，我知道啦，我就是太為我家的天才兒子自豪了，他是我生活的全部。”
她頓了頓，喝了口水，突然襲來的疼痛讓她發出了呻吟。她身體前傾，一臉痛苦地用手掌推著后背。“請幫我叫護士，我需要些止痛的東西。”
她給我的感覺像在演戲，所以我不確定她有幾分是真痛，有幾分是演給我看的。也許她只是藥物上癮，做做樣子騙取醫生的處方。我呼叫了護士，并讓卡羅爾做緩慢的深呼吸。護士給她屁股打了一針后，卡羅爾恢復了平靜，看起來舒坦多了。
“那疼痛來得可真突然。”我說道。
“嗯，我知道，是因為腎結石，”她說道，“但鐘醫生對此持懷疑態度，我不知道為什么，我的尿液中檢測出了紅細胞，而且腰背部的疼痛也印證了我的診斷。”
“你的醫學知識真豐富，”我說道，“你是醫生？”
她大笑道：“不是，你真會說話。我倒是有個語言學博士學位，還是個狂熱的讀書人。對了，你讀過最近《美國醫學會雜志》上關于人類皰疹病毒和慢性疲勞綜合征的關系的文章么，也可能是在《紐約客》上讀到的，我閱讀量太大了，有時都不記得是在哪兒看的這些東西。”
我幾乎連醫學雜志上的摘要都沒時間看，而且我也不記得我上一次看《紐約客》是什么時候了。“沒有，我沒看過那篇文章，我們還是來聊聊你的事吧，里德爾醫生覺得我可能幫得上忙。”
“但愿如此，醫生，”她小聲地說道，“是關于我兒子的，我擔心他被醫學院的學習和競爭壓垮。沒錯，他的確很聰明，但他太敏感了，都不愿告訴我發生了什么事。”
“他過去會跟你說嗎？”我問道。
“我們是最好的朋友。他父親在他5歲時去世了，我漸漸成了他的知己。他遇到困擾時，我總是能感覺到并給他建議。但他現在太忙了，經常不見人影。”
“醫學院的第一年總是讓人忙得焦頭爛額。”我說道。
“我知道，但是他有頭痛——嚴重得讓他直犯惡心，連周末都沒法過來，我真的很擔心他。”
里德爾醫生對這位母親溺愛、專橫的判斷非常準確，卡羅爾咄咄逼人且能說會道，但在我看來她似乎漏掉了她兒子想要傳達的信息——他需要空間。這可能是個典型的纏結型的母子關系。卡羅爾剛剛提到他是她生活的全部，但或許邁克爾只想要屬于自己的生活。
在醫院設施中進行咨詢性心理治療的其中一個難題就是沒什么隱私，我不想在卡羅爾的同房病友們都聽得見的情況下對她的私事做過多的探究。而且比起談論自己，她更熱衷于講她的兒子，于是我便投其所好。
“那，為什么你如此擔心邁克爾的頭痛？”我問道。
她壓低聲音道：“我認為他對我有所隱瞞，他一定把癥狀說輕了，我相信他的視力也受到了影響，最近我每次看見他，他都戴著太陽眼鏡。”她就此打住，低頭看著地板。
“這有什么問題？”我問道。
“我還沒有告訴他的醫生，但我懷疑是腦瘤，”她靠近了一些，“惡性的。”
我差點忍不住笑噴，戴墨鏡和頭痛什么時候成了腦瘤的診斷標準了？“是嗎？是什么讓你認為他得了惡性腫瘤？”
“上帝保佑我是錯的，但他的所有癥狀都指向腦瘤。”
“卡羅爾，”我說道，“很多人都有頭痛并且戴太陽眼鏡。”
“但這對邁克爾來說是從未有過的，對光線敏感、頭痛——都可能是腫瘤引起的大腦水腫的跡象。實際上，就我所知，可能是惡性膠質瘤壓迫了他的視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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