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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冬天，聯邦調查局再次遭遇了一起悲劇性事件。1943年1月15日，由于飛機在南美洲東北部的荷屬圭亞那叢林中墜毀，福克斯沃斯不幸喪生。當時，福克斯沃斯和聯邦調查局的另一名特工正在前往摩洛哥的途中。由于羅斯福和丘吉爾在摩洛哥召開戰爭協商會議，戰爭部和國務院授權福克斯沃斯，對卡薩布蘭卡據稱是納粹通敵分子的一名美國公民進行審訊，以免對總統造成潛在威脅。對特別情報服務處來說，福克斯沃斯之死不啻于一個沉重的打擊。截至1943年，該服務處已經增加至583名特工，但是要想完成任務仍然顯得力不從心。
　　
　　胡佛再三提議，撤銷特別情報服務處。“我強烈建議，解除聯邦調查局在西半球從事任何特別情報工作的任務，這一職責完全應當由多諾萬所在的機構承擔，”他寫信給新任陸軍情報負責人喬治•維奇•斯特朗少將，“我急切地希望將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從拉丁美洲全部撤除。”胡佛竟然心甘情愿地將手中的權力拱手讓給像多諾萬這樣的政敵，這種情況可謂絕無僅有。然而，特別情報服務處令人窩火的行動卻接連不斷。
　　
　　“要知道，我們的情報工作幾乎是白手起家，”1943年被特別情報服務處派往哥倫比亞麥德林負責國家安全工作的特工約翰•沃什說，“在這件事情上，我們誰也不能指望。”
　　
　　特別情報服務處在哥倫比亞的任務是搜捕希特勒的間諜和關閉間諜分子與德國首領進行聯系的地下無線電網絡。但是，在到達哥倫比亞以后，沃什很快發現，這項工作令他無從下手。“當時，所有的德國僑民都已經被捕，”他回憶道，“由于哥倫比亞向德國宣戰，因此他們逮捕了所有在哥倫比亞的德國人。”
　　
　　“大部分時間我都待在鄉村俱樂部里，”他說，“對于這項任務，我真的不知道該從何入手。”
　　
　　聯邦調查局在事后宣稱，特別情報服務處在1942年至1943年一共逮捕了389名軸心國的間諜，摧毀了24個納粹間諜組織無線電臺。實際上，胡佛將本應屬于聯邦通信委員會無線電情報處的功勞據為己有。聯邦通信委員會是在富蘭克林•D.羅斯福“新政”期間成立的，負責監督美國的所有廣播電臺。胡佛與該委員會主席詹姆斯•勞倫斯•弗萊勢不兩立，早在數年前兩人就開始在安裝竊聽器的問題上爭執不下。
　　
　　一次偶然的機會，無線電情報處的工作人員截獲了德國與拉丁美洲間諜之間的秘密通訊。隨后，他們與美國大使館官員以及當地警方合作，共同關閉了這一地下網絡。1942年，無線電情報處再次獲知，納粹分子準備擊沉載有數萬美軍和加拿大士兵的“瑪麗皇后號”。在得知這一情報后，巴西警方逮捕了200余名德國間諜。僅這起案件牽涉到的人數就相當于聯邦調查局聲稱自己在二戰期間抓獲軸心國間諜人數的一半，或者特別情報服務處抓獲間諜人數的總數。
　　
　　聯邦調查局的秘史中寫道：“一名間諜至少需要幾個月時間，才能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和語言文化，然后才有可能提供任何具有價值的情報。”
　　
　　但是，對于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來說，即使短短的幾個月時間也難以忍受。數十名到數百名特工要求退出特別情報服務處的地下工作，并申請調回國內。“他們發現，眼前的情景與接受任務時那種前途無量的想像完全不同，他們徹底喪失了信心。”他們有時候甚至“淪為眾人的笑柄”，因為經常有駐拉丁美洲的美軍士兵和水兵質問他們：“為什么不穿制服，是不是想兜售香皂、推銷雜志，或者從事一些與戰爭無關的微不足道的工作？”秘史中記錄，國務院的外交官和大使館隨員也熱衷于“發現、揭露并當眾羞辱調查局的臥底特工”，將他們稱作逃避兵役者。“事實上，這些臥底特工大都是年輕、健康、聰穎、品貌兼優的美國公民，他們雖然到了服役年齡，并且具有卓越的軍事資質，但是卻不得不裝作孱弱無能甚至行動失常。”
　　
　　此外，特別情報服務處的人員還背上了叛徒和賣國賊的罵名。“為了獲得親納粹分子的信任，并從親納粹勢力的高層人物那里獲取信息”，他們“從事的活動以及進行的聯絡在當地美國國務院、陸軍和海軍官員看起來似乎極為可疑”，聯邦調查局的秘史記載。“很多人甚至遭到了英國方面的懷疑。有些懷疑也許不無道理，但有些純粹是因為英國人認為他們是調查局特工，所以想要揭露并羞辱他們。”
　　
　　胡佛終生都秉持著這樣一條原則，即不能讓調查局蒙羞。為此，他不得不設法挽回聯邦調查局在國外的惡名以及低下的地位。胡佛在國務院的密友、國務卿阿道夫•A.伯爾勒為他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
　　
　　伯爾勒建議，在西半球各國的美國大使館為聯邦調查局增設一個司法隨員的職位。就像陸軍隨員和海軍隨員一樣，司法隨員也擁有相應的外交地位和崗位補貼，并受到大使館的保護，其職責是向美國大使館匯報聯邦調查局在該國的活動。如果可能的話，這名隨員應當與陸軍和海軍部門相互配合。從理論上講，他是“對該國地下情報、尤其是顛覆活動負責的美國官員”，秘史中記載。
　　
　　司法隨員系統拯救了聯邦調查局在外國的情報機構。
　　
　　胡佛授意這些司法隨員拉攏拉丁美洲各國的警察局長和內部安全部長。他們可以通過飲酒、宴請甚至是賄賂的手段，與當地的警察局長或秘密警察局長建立聯系。顯然，比起雜志通訊員和肥皂推銷商來，司法隨員搜集情報的工作更加富有成效。
　　
　　聯邦調查局通過司法隨員建立起來的關系網絡成了羅斯福戰時睦鄰政策的一件利器。隨著這種關系的不斷發展，美國的資金和權力也開始從美國大使館流向拉丁美洲各國的總統府和警察局。司法隨員和駐外大使說服那些在政治上地位不穩的拉丁美洲總統，讓聯邦調查局特工作為安全顧問對他們進行保護，這必將是一種明智之舉。當然，在擔任顧問的同時，這些特工還需要從事間諜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