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節 一個撿了張百萬支票的人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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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城市每天都在變臉，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一類人越來越多，從城郊結合部到繁華地段卻同樣不為人知的小街小巷，漸漸，表情少了驚惶、拘謹，多了些夸張的滿不在乎，像是在說，這里不僅是你的，也是我的。本地人對他們的稱呼也在變：農民工、民工、打工者，還有——新市民。雖說南京人是厚道的，卻也有幾分眼色，所有打工的，尤其是蘇北人，幾乎是可以跟農民歸到一類的。本地人分得清楚。而打工的在一個地方呆久了，總會有幾分熟門熟路的親切感：自己就是城市的一員了。事實上，這也沒什么錯。
雖然在南京呆了十來年，最近，何從佰感到這城市與他卻陌生了。何從佰不知到哪里去找一張地圖，告訴他該何去何從。
２月９日上午，周一。報社二樓的接待大廳顯得空空蕩蕩。大廳里只有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角落。見我過去，遠遠地，他站起來。“我姓何，何從佰。”他邊說邊從口袋里掏出身份證。我毫無準備地接到手中，飛快地掃了一眼：1970年生，跟我同歲。江蘇淮安人。我趕忙遞給他：“請坐，請坐。”
“我撿到一張支票，一張114.2萬的支票。”何從佰說。
“１月14號那天，從城里要工錢回來已是中午了。”何從佰說，“我騎車騎到應天西路上的吉慶家園門口。”
何從佰坐得很是拘謹，雙臂下垂，緊緊地貼著身體，腰僵直地斜靠在椅子上。沒有手勢。
“我看到地上有張紙片，不是普通的紙，我下了車。拿到手上一看，是張支票。支票我認識，我是干工程的，支票是見過的。”
“你干什么工程？”
“房屋防水防漏。”
“打工？還是幾個人一起干？”
“我們五六個人。”
“是個工程隊？誰是負責人？”
“我是負責人。”何從佰用手摸了一下放在桌子上的小皮包。小皮包九成新，夾在腋下的那種。“對不起，打斷你了，你繼續講，繼續講。”我說。何從佰頓了頓，又下意識地用手摸了一下領帶。他系了根藍色的，帶著黃點點的領帶。白襯衫，領口不很干凈。“你接著說。”我拿起筆等他。
“支票是新的，剛剛開出來的。看了看數額，我嚇了一跳，114.2萬。”
“我把支票收了起來。我是等了一會兒的，周圍沒有人來找。我看了看時間，當時是中午12點30分。支票好像是工程結算款。”
“我知道前面不遠有家派出所。就騎了車過去。”
“一個民警站在派出所門口，我把支票給了他。”
“民警跟你說了什么？”我問。
“沒說什么。”
“沒說什么？”
“當時他好像在等什么人。我站在他邊上，一輛警車從外面開進去，他跟車里的人打了個招呼。沒跟我說什么。后來，他就向院子里面走了。我就也走了。”
“我回去吃中飯。”
在報社二樓大廳告別時，我說想到他的住處看看。約好下午３點，７路車“上新河站”見。３點差10分，公交車沒停穩，就看到何從佰站在馬路邊上，目光一遍遍地在人叢中探尋著。握過手，何從佰遞過一支煙，“秦淮牌”。我不會抽煙，何從佰也沒抽，煙就一直夾在他手上。
何從佰撿到支票的這一天，是民間送灶神的日子，老家過年的氣氛已經很濃了，而何從佰還只能蝸居在南京一間臨時出租屋里，有兩筆工錢沒有拿到。他在等錢，等著回家。可是這天晚上，他沒有想家，那張巨額支票總是時不時地飄過來，攪著他的心，他的心里有著一種奇怪的激動。畢竟經手了一張百萬支票啊。
他一連給好幾個朋友打了電話，講這事。“連名字都沒留啊？”朋友們也覺得是有點傻。“好歹，說不定會給個幾百塊錢回家過年哩。”有人說。何從佰覺得這很有道理。
天已經很黑了，何從佰騎了他的車，又去了派出所。值班民警問他什么事。“我撿了張支票，交給一位民警，想來問問。”值班民警指了指墻上警官們的照片，問他找誰。何從佰看了看，轉身走了。
拿支票的那位民警的照片他是看到了。可最后那一刻，他膽怯，或者慚愧了。甚至覺得跑過來，特意要留下自己的名字，有些荒唐。
“拾金不昧，做好事不留名。”何從佰這樣對自己說，有些自豪。何從佰的心于是真正地平靜下來。
出了７路車“上新河站”，我跟著何從佰。穿過一條窄窄的馬路和幾弄彎彎曲曲的胡同，在迷宮一般的民居中，不知道拐了幾個彎，終于走到一間平房面前。平房被周圍同樣簡易的房子擠在中間，喘不過氣來。木門上貼著春聯，很舊，可能還是何從佰住進這房之前貼的。何從佰住這里兩年了。房間10平方米左右，陰冷潮濕，何從陌卻很滿意：“一個月才100來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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