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節 類比聯想對抒情方式、推理方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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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比聯想不是邏輯推理。類比聯想可啟發人的想象、創新，可與邏輯推理并行互補。類比聯想思維方式長于抒情，而拙于說理。
先說長于抒情。
因為抒情與說理的標準是不同的。抒情只要聯想就可以了，只要把你這種情感感悟到了就可以了，而且朦眬、靈活、開放甚至產生歧義，反倒可以拓展想象空間，增強審美情趣。這是中國這種思維方式的優點，西方的文學家也非常羨慕。
觸景生情、借景抒情、設景抒情等抒情方式皆源于類比聯想。“立象明意”、“比興”，借與己意相似相關之景委婉言之，將抽象的情感轉化為生動具體的形象，正合“理念的感性顯現”的審美規律，理念是抽象的，而形象是感性的，抽象的情感轉化為具體的形象表現出來，可獲得含蓄蘊藉之效果。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浮云、游子皆漂泊不定，因相似而“意象疊加”；“落日”，在農業文化背景中，黃昏意義重大，那是家人共享天倫之樂的時刻，漂泊異土他鄉的游子每至黃昏倍思親，“最難消遣是黃昏”。“落日”與“故園情”因相關而情景交融。
《詩經•采薇》中有詩句“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折柳送別”漸成一種習俗。因發音相似，“柳”可聯想為“留”；又因“柳”生命力極強，有點水分，就可以產生不定根，給點陽光就燦爛，插根柳枝就能活，于是就可聯想到美好的祝愿，祝你像柳枝一樣插哪哪活，一帆風順，心想事成，馬到成功；柳枝最初插種在故園周圍，因相關聯想，又暗含著深意：不管你漂向何方，不要忘了故鄉親人。
柳永《雨霖鈴》寫“寒蟬凄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這天象跟他的離愁別恨有什么關聯啊？了解了《周易》的這種思維方式，就知道他們在思維方式上是一脈相承的。
說“寒蟬凄切”，寒本來是一種膚覺感受，柳永把這個膚覺感受和離愁別緒這種寒涼的心緒聯系起來了，引發相似聯想；蟬的叫聲本來就比較高，比較急促，內在的情感決定了你對外在自然物的一種判斷，心里凄切的人，聽了蟬叫也凄切，用蟬叫聲的凄切來寫自己的凄切，也是相似聯想。
說“對長亭晚”，古人送別都在長亭擺宴餞別，所以長亭就和送別相關聯了，引發了相關聯想；因為古代的送別，為了保證安全，要早一點兒讓人走，一定在太陽落山以前讓他趕到下一個驛站，坐船還稍微好一點兒，但也不能太晚，所以提這個“晚”，實際就委婉表示分手那個最痛苦的瞬間即將來臨，他用這個“晚”來表達即將離別的痛苦，也是相關聯想。
那么“驟雨初歇”和他的情感有什么聯系？從相關、相似聯想去讀解，就能讀明白。因為下大雨的時候，還有借口拖延，現在雨停了，你還有什么借口？上路吧！
“蘭舟催發”，表明越是臨近分離越痛苦。
上了船，船走了，想什么呢？“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楊柳岸”，一說“柳”它就和離愁別緒聯系起來了；“曉風殘月”，把月亮和人生聯系起來了，“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
這就是《周易》的思維方式引發的一種文化現象。大家都通過觀照天象，來觀照自己，來抒發自己的情感，但是也容易產生歧義。
東北地區就有一種說法，說“前不桑，后不柳”，房前不能種桑樹，房后不能種柳樹。原來他把“房前”的“前”和“前代”的“前”聯系起來，把“桑樹”的“喪”和“喪事”的“喪”聯系起來了。其實這兩種事物本沒聯系，只是發音相似就聯系起來了。那個“柳”又和“流”聯系起來了，財產流走了。就是這種思維方式，朦眬模糊，委婉含蓄，但不準確，不能必然地導出一種判斷來。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的意象、意境、情景交融、象外之象、味外之味、“鏡中之花，水中之月，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等等，都與《周易》的類比聯想有淵源關系。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當中的“意象”就源自《周易》，“意境”的概念雖然不是從《周易》來，但其神理和《周易》用象來表意的方式是一致的。
再說拙于說理。
《周易》用一個自然現象，推導出一個抽象判斷。一定要用形式邏輯當中的術語來說，這好像接近于由個別到個別，或由個別到一般，由個別的事例、案例、景象，推導出一般性的結論來。說接近，因為它嚴格來說還不是邏輯推理，只是比較接近我們今天邏輯學當中所說的類比或歸納，將天象和人事類比，再通過具體的象推導出一個抽象的結論，因為它這個論據和論點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關聯，只是相似相關的聯想，《周易》就把它當做了一種邏輯推斷。
我們在沿用這種思維方式去說理的時候，你想想情況會怎么樣？抒情是可以的，說理就有局限性了。這對中國文化影響太大了。從說理的角度來說，我分成兩點來談，一個是對作品的理解，一個是對觀點的論證。
從文本理解說，春秋時期風行賦詩言志，在盟會燕饗席間引詩言志，溫文爾雅，委婉含蓄。
“古人所作，今人可援為己作；彼人之詩，此人可賡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無定詩，詩無定指。”（勞孝輿《春秋詩話》）不管古詩本義如何，只要與己意之間存在相似點，便可斷章取義，類比聯想，臨時借用古詩比喻己意。別人的詩，我可以把它拿過來當做自己的作品，因為目的就在“期于言志而止”，目的就是為了表達我的意思。“人無定詩”，人沒有固定的詩，沒人考慮這個詩的作者是誰。更可怕的是“詩無定指”，一首詩沒有固定的主題，你怎么理解都可以，只要相似相關，沾邊就行。最讓人憂患的是這一點，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現在，只要相似相關，就可以進行個性化的解釋。
孔子教學生《詩經》，重視修身養性，感發道德，也是沿用賦詩言志的方法。如《詩經•碩人》描寫女子的美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孔子的高徒子夏都無法將女人的容貌美與道德修養聯系起來，找不到二者的相似相關點，就問孔子：“何謂也？”孔子啟發子夏說：“繪事后素。”女子美容要先有白凈的面容，再化妝；繪畫要先有素絹，再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女子美容與繪畫存在先后順序的相似。子夏在老師的啟發下，則感發出“禮后乎”，禮后于仁，道德修養也存在先后順序，要先有仁的內在自覺，再自覺遵守社會他律（禮）的約束（參見《論語•八佾》）。繪畫、道德修養與女子美容之間僅僅是時空順序的相似，并沒有必然的邏輯關聯。
由相似關系引發類比聯想，這并不是對作者本意的理解，只是臨時的借用，但卻直接影響了后世經學家對經典著作的解釋觀念與方法。“以意逆志”，以己意推求古人之志。理論依據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僅僅是一種可能，而不是必然。
文學雖然是社會科學，它也要講究學理，不是隨便怎么解釋都可以的。古人那種做法，從說理的角度來說，是有缺陷的，我們應該糾正。
現在某些教授的“心得”類于此，多是斷章取義的類比聯想，而不是作者本意的探尋。若是消遣娛樂，并無大礙，只是怕對尚無鑒別能力的人產生誤導，以為作品原本就可以這樣讀解。
現在有些語文教材的作品讀解也類于此，也多是類比聯想的讀解。
莊子的《庖丁解牛》，大家都學過。高中教材里有，說《庖丁解牛》是通過這個庖丁解牛的故事揭示一個道理，什么道理呢？認識規律，掌握規律，精益求精。你稍微翻翻《莊子》，你就會知道莊子哪關心這事啊。
莊子實際就是沿用《周易》的類比聯想思維方式，就是取其相似相關，講個故事，打個比方，說一種道理。他生活在那種大動蕩、大變革的戰亂年代，他感到痛苦，對一切都不滿，又無力改變社會，最后只能改變自己，走向內心世界的超越，追求逍遙，一種精神的自由、人格的獨立。
那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庖丁解牛》選自《養生主》，實際講的是養生的方法。《莊子》整個的思想邏輯，就是過程要逍遙，而且盡可能自然而然的，不能因為意外的災難而夭折，逍遙快樂地走完上天所安排的生命旅程，這叫“得盡天年”。
所以《庖丁解牛》實際也是在打比方，那把刀，就是人；那牛的肢經肯綮就是社會矛盾。你生活在一個矛盾叢生的社會當中，你怎么生存？你要是跟它撞，折斷了；你要跟它有磨擦，磨鈍了。庖丁怎么做？庖丁拿的這把刀，就是莊子的象征，“刀刃者無厚”，刀刃沒有厚度；“彼節者有間”，骨節之間有縫隙。社會制度再怎么黑暗，還是有縫隙，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游刃有余啊，躲避矛盾，結果怎么樣？“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族庖、良庖的刀要么就折斷了，要么就磨鈍了，而庖丁的刀使用十九年還像剛剛磨出來那么鋒利，說明自己能不受政治的干擾，快樂地逍遙地生存。莊子本來講的是實現逍遙的方法。
所以我再次強調，文學的讀解也不能隨意地戲說。所謂自主性的閱讀，也不是胡說八道，也要尊重學理。你可以依據你的積累，依據你的研究興趣，選擇某一個詮釋角度，你可以通過作品研究其創作的文化背景，你可以通過作品研究作者的創作動機，你可以研究作品自身的表現技巧，你還可以研究歷代不同的讀者對同一篇作品的不同讀解。在研究方向上是可以自主的，但是自主性的閱讀絕不是戲說。
下邊再說議論說理。以自然現象作為論據能夠必然地推導出人事的某一種結論嗎？不能。但是我們現在的語文教學，從中學到大學，講議論文寫作，還極力推崇比喻論證，運用類比聯想說理，實際就是比喻論證。
我們了解了《周易》的類比聯想思維方式，知道類比聯想在說理上是有局限性的，并不能必然地推導出某種結論來。不是我們講《周易》，就一定要說《周易》十全十美。實事求是地分析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
比喻論證，偶爾用一下是可以的，可以使你的論證生動形象，深入淺出，但是你完全依賴比喻來論證，一定要謹慎，要考慮喻體與本體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邏輯關系。
從議論說理言，類推也源于類比聯想。《周易》類比聯想思維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國古人的推理論證，如類推、借古諷今、以兒女之情寫君臣之事、以小見大、以近知遠等等，大多建立在類比聯想的基礎上。
基于原始思維以及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念，又受到語言發展的局限，古人只好“舉也（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小取》）。于是，分類和類推就成了推理、說明乃至抒情的主要手段。《鄧析子•無厚篇》說：“談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諭志通意，非務相乖。”“別殊類”也就是分別不同的義類，這是類比聯想思維（即以類相推）的基礎。類，古作“類”。《說文解字》：“種類相似，惟犬為甚。”只有辨別出事物之間相似、相同或相反的屬性，才能分別其義類，才能進行或正或反的比較類推。但是由于原始思維僅僅著眼于事物的表象，難免將事物之間表面、局部、偶然的相似，夸大為具有邏輯的關聯。所以，建立在原始思維基礎上的分類常常是混亂的，所進行的類推常常是將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之間做非本質特征的類推。用個別特征相似的事物比較類推，多屬于機械類比，其結論概率非常低。類比聯想思維階段的比較類推與今日邏輯學中的類比推理相去甚遠。盡管如此，也只能實事求是地說，古人所有的說理論證方式都是建立在原始思維基礎上“以類相推”的派生。
古人所說的“類推”與現代邏輯學中所說類比相近，卻不相同。古人所推崇的“類推”，就建立在類比聯想的基礎上，認為相似即同類，同類即具有邏輯關聯，可進行推理判斷，大致相當于今日所言“喻證”，若物（喻體）與理（本體）之間并非本質屬性的相似相近，就缺乏作為論據的可信度。比喻論證可使論證過程通俗易懂，形象生動，深入淺出，但比喻論證并不能必然地證明論點的正確或錯誤，作為論證的輔助方法是可以的，完全依賴比喻論證要格外謹慎。
只憑個別生活經驗就做出具有普遍意義的推斷，由個別到一般，不完全歸納，如前、后期儒家對人性善惡的判斷，也同樣缺乏邏輯說服力。從思維方式和認識能力上看，偏重求同而忽視求異，樂于直覺經驗而不習慣邏輯實證，充滿濃厚的實踐理性，而缺乏抽象思辨。
“羝羊觸藩”、“枯楊生稊”、“枯楊生華”、“括囊”就是作為論據出現的，但它們與人事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邏輯關聯。
《孟子•齊桓晉文之事》中用齊宣王“以羊易牛”做論據，推論齊宣王具有實行仁政的善心。對牛之善與對人之善間雖有一定關聯，但并不存在邏輯的必然。
直到現在，從中學到大學講論證方法時還都在講引證、喻證，很少有人思考，所引證的話一定是真理嗎？喻證的喻體、本體間存在邏輯關系嗎？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在自然界成立的現象都未必能夠論證人事，人生的運程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通過自身的努力是有可能改變命運的，但老鼠只能生老鼠，本體、喻體間并沒有邏輯關系。
現在說財富分配時，還有人說“大河無水小河干”，在自然界究竟是大河水向小河流，還是小河水向大河流？連喻體都不成立，推論怎么能成立？
按照形式邏輯原則，由卦象而展開的類比推理都不能算是科學的類比，只是因天人之間相似相關而引發的聯想，其主觀性和隨機性使這些自我中心的聯想結果無法得到邏輯的或事實的驗證。
《周易》能夠顯微闡幽，彰往察來，既知道過去，又能夠預測未來。實際上《周易》就是了解天意的一個工具。而這個預知未來的工具，預知天意，預測未來，圣人就依據這個卦象、爻象和變異的法則來預測未來。類比聯想思維就是其中的一個預測未來的重要手段。了解《周易》的類比聯想思維方式是理解《周易》的重要途徑。
再一個就是要聯系歷史，聯系中國的文化，聯系現實。我們知道很多民俗婚俗等文化現象的發生，很多都是類比聯想思維的產物。
了解《周易》的類比聯想思維方式，對中國古代詩文的讀解，你便能夠根據這種方法性的引導，解析明白了。對古代作品的讀解，不能斷章取義，一定要尊重作者的創作動機，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類比聯想這種論證方式，我們應該認識到它的局限性，不能再延續《周易》時代的那種類比聯想。把類比聯想當做類比推理的這樣一種論證方式，只能臨時借用，不能完全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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