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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進口替代戰略

顯然，上述現實直接決定著中國“開放”戰略的走向。這里特別指出，勞動分工是經濟增長中最有力的量化因素，這一事實直接決定著什么樣的發展戰略行得通，什么樣的發展戰略行不通。不斷增強的勞動分工國際化及其結果和影響是推動“開放”戰略的最基本因素，注定了20世紀試圖建立自給自足國民經濟主導模式的“進口替代”戰略的必然失敗。〔25〕

因此，勞動分工國際化理論為經濟學者闡述“外向型”戰略相對于“進口替代”戰略的具體優勢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據，這同樣適用于中國。國際“開放”戰略的優勢從根本上源自斯密的理論并成為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馬克思也贊同這一觀點，繼斯密之后同樣反對“封閉型”經濟，他的早期著作就曾對經濟保護主義理論的創始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進行猛烈抨擊。蘇聯自1929年發展起來的那種本質上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并不符合馬克思的理論。中國自1978年以來實行的經濟“開放”代表著對馬克思和斯密理論的回歸�？梢哉f，中國自1978年以來并沒有像拉美某些國家那樣錯誤地將政治上、文化上和其他方面的愛國主義與經濟上的“封閉性”混同在一起。

勞動分工與開放

從對根本性問題的分析轉向浩繁的當代研究成果，拉迪具體詳盡地談論了他對外貿的看法：

許多實證性研究證明，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外向型程度較高的經濟體較多，其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增長率都非常高，這是因為更開放的經濟體不僅能更有效地利用其投資資源，而且能實現儲蓄和投資的高速增長。效率來自更有效地利用現有生產設施，來自因生產并不僅限于面向本國市場而實現的規模經濟，來自國際競爭壓力促成的技術改進和管理效能的提高。

拉迪特別強調經濟開放對投資效率和儲蓄與投資總體水平的決定性影響：

一般地，如果長期推行進口替代政策，以國內生產取代品類日趨增多且資本密集型日趨增強的進口貨物，則經濟體中積累的資本—產出比的增長速度就會超過預期水平⋯⋯效率就會進一步下降，這是因為內向型機制會造成高估匯率等方面的扭曲，打擊本國生產者的出口積極性。但如果沒有出口市場，有時就會造成生產規模過小，無法形成只有規模經濟才能具有的優勢，導致生產效率低，成本高。

這些導致效率低下的因素還會造成經濟中的實際產出減少，并往往進而導致儲蓄和投資減少。〔26〕

從根本上看，在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中，進口替代戰略是注定要失敗的，必然會產生拉迪和其他經濟學家分析過的現象，這正是因為該戰略降低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中最有力且最可量化的因素，即不斷增強的勞動分工。

蘇聯模式

上述經濟分析和事實對中國自1949年直到1978年經濟改革前實行的經濟政策和我們分析其缺陷具有決定性意義。中國1949—1978年實行的經濟政策是建立在1929年后蘇聯模式基礎上的。蘇聯的經濟政策對被視為經濟增長中最重要且最可量化因素的固定投資的重要性有明確的了解。事實上，斯大林親自確定了固定資產投資在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中起主導作用的原則（1928年）：

高速發展整個工業特別是生產資料的生產是國家工業化的主要基礎和關鍵⋯⋯高速發展工業是什么意思呢？這就是說，必須最大限度地增加對工業的基本建設投資。

1929年后蘇聯模式確實實現了高度固定資產投資，但這是在與國際貿易和投資基本隔絕進而與國際勞動分工基本隔絕的情形下進行的。正如本章前文所示，有關事實資料充分證明，推動經濟發展的最強大力量是勞動分工及其國際延伸而不是固定資產投資，在有可能利用國際勞動分工的背景下，“封閉型經濟及高度固定資產投資”戰略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27〕蘇聯模式并未認識到高度投資只不過是不斷增強的勞動分工的一種體現，因而背離了斯密和馬克思共同認同的理念。

應當看到，高度固定資本投資無法克服勞動分工受到束縛這一劣勢，這不僅體現在蘇聯，同樣體現在其他國家的“進口替代”戰略，特別是取得獨立后的印度、阿根廷和巴西等國。還應當注意到，從理論角度看，蘇聯在與國際隔絕的經濟體系下實行的高投資政策與中國在向國際開放的經濟體系下實行的高投資發展是截然不同的�！�28〕

“對外開放”戰略的成功

蘇聯還未來得及對其經濟實行根本性“對外開放”就崩潰了，而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成功是顯而易見的，并且得到了無數學者的一再肯定。這里沒有必要不厭其煩地詳盡闡述這方面的內容，讀者如想對此有所了解，可查閱其他文獻資料。對于1978年最初推行“對外開放”的情況，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觀點，任若恩和孫琳琳將其概括如下：

中國的出口在其GDP中所占的比重從1979—1984年的7%增長到1992—1999年的19.3%，進口在其GDP中所占的比重從上述前一期間的7.1%增長到上述后一期間的17.3%⋯⋯在上述整個經濟一體化期間，中國經濟經歷了史無前例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的經濟開放與持續高速增長之間的關聯性并不是偶然的。國際發展經驗令人信服地表明，經濟開放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強烈的因果關系�！�29〕

斯密首倡的關于勞動分工的這一觀點在實際應用中既有正面例子，也有反面例子。一方面，它使人們認識到在封閉型經濟體系下實行高度固定資產投資政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另一方面，中國和東亞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實行的“參與國際勞動分工及高度固定資產投資”戰略順應了推動經濟發展的最強大力量，因而促成了本國的經濟成功。〔30〕

鑒于旨在證實“外向型”經濟戰略總體優越性的文獻資料實在太多，這里沒有必要詳盡闡述這方面的情況，讀者可自行查閱有關研究成果，在這方面，薩克斯和瓦爾納的經典性評述不失為一部很好的入門書籍。這方面諸多研究成果與本書基于上述分析做出的預測不謀而合，都認識到：勞動分工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有力因素，那些面向全球“開放”的經濟體比尚未開放者增長得更快。

中國經濟的開放性

上述事實直接說明了中國相對于世界上其他最大經濟體的決定性優勢，在相當程度上闡釋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高于上述其他經濟體的原因。中國經濟對國際貿易的開放程度遠遠高于美國或日本，盡管這兩個國家和中國并稱世界上三個最大的經濟體。如圖5-1所示，2014年，中國總貿易額占GDP比重為42%，美國則僅為 30%。從中可以看出，中國經濟的一半被卷入外貿領域，而美國僅有不足1/3，這足以說明中國為什么能夠在其GDP按市場價格計算僅相當于美國GDP 60%的情形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貨物貿易國。最新國際可比數據顯示，2013年日本總貿易額占GDP比重為35%。因此，中國是一個比美國或日本開放得多的貿易型經濟體，也就是說，從更具根本性意義的角度看，中國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了國際勞動分工。這一數據闡釋了中國經濟相對于美國和日本的優勢得以產生并促進中國經濟以更快速度發展的首要因素。

并非“重商主義”理論

上述分析還表明，指責中國推行“重商主義”戰略即追求大額貿易順差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其錯誤在于未能認清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31〕中國在2008年前的一段時間內確實產生了過高的貿易順差，但這不是中國的根本目標，而是一個個別性的失誤，隨著中國的貿易順差下降到其GDP的3%以下，這個失誤自然得到了糾正。中國的政策目標是“對外開放”，這就必然導致中國的出口和進口在本國GDP中所占的比重較高。我早在2010年就準確預測到中國的貿易順差將在隨后的期間內下降：“有些廣為人知的觀點強烈反對泛化的貿易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認為這種做法減弱了勞動分工和規模經濟，從而導致生產率和利潤率下降，隨之而來的是人民生活水平和就業率下降。”〔32〕中國的經濟體系是“開放”的，以便充分利用國際勞動分工；但中國的經濟體系并不需要因而也無意追求貿易保護主義或重商主義。

指責中國追求一種被稱為“出口主導型經濟增長”的弱肉強食政策同樣是荒謬的。任何國家，只要其出口增長和進口增長大體上保持同步，即使其出口增長高于本國GDP增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大部分國家在大部分時期確實出現過這種情況——也不會造成任何全球性問題�！�33〕這只不過是對國際勞動分工的利用程度更高一些罷了。鑒于在貿易方面的開放性，中國在總體上堪稱是一個比美國更具有“斯密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特征的經濟體，這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高于美國和其他主要經濟體的首要因素。

貿易保護主義的弊端

上述事實必然導致人們關注這樣一個事關中國經濟戰略的關鍵問題：中國是否能繼續依靠不斷增強的國際勞動分工？這一進程是否將受阻于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有些人聲稱后者是一個嚴重威脅。假如貿易保護主義確實是一種嚴重趨勢，中國成功實行30多年的戰略就需要做出重大改動。然而，只要從理論上真正認識到包括國際勞動分工在內的勞動分工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就會冷靜看待并糾正這樣一個夸大的說法：貿易保護主義是或有可能成為當代經濟領域的主要趨勢。鑒于勞動分工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力量，當貿易保護主義發展到嚴重擾亂國際勞動分工的程度時，就會對世界經濟造成非常強烈的負面影響。1929年后，貿易保護主義卷土重來，國際貿易崩潰，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最終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釀成了“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為將當前貿易保護主義趨勢實際存在的弊端置于其所處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表5-2顯示了1820年以來各時期的世界出口增長情況，并將其與同一時期的世界生產增長情況相比較。從中可以看出，出口增長高于生產增長的時期正是貿易全球化增強的時期，而出口增長低于生產增長則意味著貿易“去全球化”占主導地位。從中還可以看出，全球化沒有增強且貿易保護主義成為主要趨勢的唯一時期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這一段時間。最近這一時期，全球化進程不僅沒有衰退，反而明顯地持續下來，貿易增長繼續超過生產增長。2008年后，世界貿易遭遇的挫折在規模和范圍上并未達到使貿易全球化總體進程發生逆轉的程度。

美國經濟

為進一步說明上述情況，我們對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美國在全球貿易領域130年來的主要趨勢進行了追蹤。美國進出口總趨勢見圖5-2。該圖明確顯示：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經濟相對開放。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美國貿易急劇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貿易在美國經濟中的作用顯著擴張。

盡管最近一段時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貿易保護主義”的周期性起落，但那種認為在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中“貿易保護主義”顯著上升的觀點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目前的動態與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世界貿易分崩離析的局面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因此，盡管美國目前發生了一些個別性的貿易保護主義事件，盡管這些個別性事件有可能對個別領域或行業造成嚴重影響，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直到今天，貿易在美國經濟中的作用總體上仍呈擴張趨勢，大體上依然處于歷史上的最高水平。

對于貿易和貿易保護主義的真實情況，不僅美國領導人，而且所有主要經濟體的領導人，都有清醒的認識；認識到這一現實，就會明白那些周期性出現的關于貿易保護主義日益成為當今主要趨勢的言過其實的說法都是虛妄的。貿易保護主義的迅速發展及其對勞動分工的擾亂勢必會導致災難性的經濟危機，所有大國都意識到這一點。因此，盡管美國試圖通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之類的舉措促使貿易“回轉”，但在美國沒有任何重要勢力試圖“回轉”向徹底的貿易保護主義。

全球貿易趨勢

從歷史的角度看，貿易保護主義及其影響是相對的，并沒有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嚴重，這一結論不僅適用于美國，而且適用于全球經濟。為說明這個問題，我們特意搜羅了一份關于近期全球貿易的全面數據，如圖5-3所示。該圖顯示全球貿易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的變動趨勢與美國相同。全球貿易并沒有倒退到原來較低的水平。貿易保護主義有可能影響到某些特定行業，但對于全球貿易來說，只是一個較為次要的方面，目前的總體國際趨勢依然是全球化。因此，中國面對的基本趨勢依然是全球化而不是貿易保護主義，中國的經濟戰略是成功的，要想繼續成功，就必須繼續將其經濟戰略建立在這一趨勢的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