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節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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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社會保障，促進社會公平
最后一點，建立充分的社會保障、環境保護和衛生保障機制這一現實也說明“消費拉動增長”論甚至從其本身角度看也是站不住腳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個人消費在經濟總量中所占的比重低是因為中國缺乏充分的社會保障機制，因而人們只能靠自我儲蓄防病、防老，如果有完善的社會保障，人們就會樂意將更多的錢財用于家庭消費。
但上述觀點是完全不成立的，因為這個觀點沒有考慮到建立社會和醫療保障本身也是需要資金的，而這些資金是不可能憑空產生的。從經濟角度看，衛生、養老和社會保障都是消費的具體形式，或主要用于消費的轉移支付。這些資金來自哪里？如果它們來源于減少儲蓄，則投資也隨之下降；但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前文所分析的原因，經濟增長也會下降，進而造成各種形式的消費增長率降低。因此，通過減少儲蓄提高社會保障必然造成總體消費增長率下降，而不是提高。
如果在不減少儲蓄和投資的情形下提高養老、失業、衛生等方面的保障，所需資金只能來源于現有消費支出。這意味著養老、社保、衛生等方面的支出增加，但用于其他消費的支出下降。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消費凈增加，只是消費結構的變化。這就直接涉及社會不平等問題：
●如果擴大社會和衛生保障的資金來源于減少投資和儲蓄，例如減少企業投資，就必然導致經濟增長速度下降，進而導致消費增長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下降。在這種情況下，養老或衛生等社會保障性支出的增長可能會加快，但住房、手機或度假之類的個人消費增長將會以更大比例下降。整體的消費增長率也會下降。
●如果提高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于不同消費形式間的資源轉移，則現有的投資規模和消費增長率就能得以保持，但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降低哪些人的消費增長率以籌集社會和衛生保障資金？這就直接面臨著不平等問題，特別是應向哪些人征稅的問題。
如果社會和健康保障資金來自向中低收入階層征收的稅款，這只不過是將他們的私人消費轉向社會保障性消費，從總體上看，這種做法不會使中低收入階層真正受益。只有當社會和健康保障資金來自向高收入階層征收的稅款時，中低收入階層才會真正從中受益。這是一個社會政策問題，超出了本書的探討范圍。
但可以明確的是，城市化、環境保護和社會不公平涉及的宏觀經濟和金融問題是不可回避的。環境保護和城市化需要高比重的投資，社會和衛生保障同樣需要巨額投入，因此它們的資金來源問題應該同時加以考慮。這些問題既是社會政策問題，也是宏觀經濟政策問題；是中國從中等收入經濟體向高收入經濟體過渡進而實現繁榮過程中面臨的關鍵問題。這些相互結合在一起的宏觀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是中國在未來十年向發達經濟體過渡直接面臨的問題。無論從中國自身還是國際比較的角度看，它們都是實現習近平“四個全面”中的第一項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所面臨的決定性問題。
中國夢，不是夢
正是基于“中國夢——人類最重要的問題”這一點，本書所分析的經濟學問題，已與世界另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緊密聯系在一起。因此，即使放在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中國所創造的經濟和社會奇跡也值得我們總結。
中國夢的意義
就實現中國夢的基本時間表，習近平指出：
我們已經確定了今后的奮斗目標，這就是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34〕
但正如我在本書中自始至終所述，中國現階段實現中國夢的影響不會僅限于中國，而是會影響地球上的每個人，因此會對地緣政治產生深遠影響。概括地說，中國將分階段逐步實現中國夢：
● 2025年，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不管是以何種方式衡量。
●2021年，中國將成為小康社會，按照國際標準將在2025年成為高收入經濟體。
● 2030—2035年，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強大的經濟體。
因此，這種演變意味著，中國僅僅用了80多年（一個生命周期）的時間，就從極其貧困的、一個世紀以來不斷遭受外國踐踏的國家，變成世界上最大、最強的經濟體。
在人類歷史上，此前從未有國家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這樣迅猛地崛起，歷史上也從未有如此多人的生活水平如此迅速地得到改善。但說起來有點矛盾的是，中國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恰恰增添了了解其規模和全球影響的難度：不能正確理解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發展成就，必然會導致認知落后于現實。正如本書序言所述，導致人們較難正確理解這一點，是由于一些試圖阻撓中國復興的勢力故意掩蓋這些真相。由此產生的必然結果是，中國人對自身的看法，其次世界對中國的看法，成為全球最大戲劇性事件之一。
因此，中國目前正在發生的一切，就是致力于實現中國復興的人和所有試圖阻止這一切發生的勢力間的艱巨斗爭。斗爭的結局不僅將決定中國的形勢，而且被視為決定全球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這正是盡管世界上重要的事件數不勝數，我卻執意要寫此書的原因。
四個全面
鑒于客觀的地緣政治環境和中國實現國家復興的意義不僅關乎中國本身，而且也關乎全人類，我在第22章分析了中國共產黨表明不做“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的重要性。習近平也已在其著作《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對此作了明確說明。與此同時，在2015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他進一步提出了“四個全面”的理念。我已在第3章對四個全面之首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行過分析，但把其與其他三個全面結合起來分析也很有必要。
四個全面之“全面從嚴治黨”，是出自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對中國共產黨作用的分析：
確保黨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35〕
正如前文對葉利欽的分析所示，此人利用戈爾巴喬夫創造的開放機會摧毀了蘇聯，導致俄羅斯陷入國家災難——他早在1990年7月正式脫離蘇共前，就多次違反蘇共紀律。因此，中國的敵人明白，炮制中國共產黨違紀現象同樣是削弱中國的關鍵。但他們的這種企圖被“四個全面”打破了。
“四個全面”之“全面依法治國”非常關鍵。腐敗和類似問題本身就涉及違法。但嘗試采取獨斷專行的個人行動處理這些問題正深深傷害和敗壞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名聲，這些曾有過先例。因此，反對腐敗和其他惡行的斗爭必須嚴格依法進行，推進這些措施的重要意義是會增強中國實力。
最后，習近平堅稱“四個全面”之“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產生看得見的結果，并且改善民眾生活條件。這最終會對經濟政策產生決定性影響。
習近平在2015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前夕用更接地氣的話強調：我們必須要讓人民群眾對改革有更多獲得感。
讓人民對改革有更多獲得感
國際經驗充分證實了這一事實，即人民群眾必須直接感受到狹義的經濟過程或廣義的國家復興變化所帶來的益處。在一些國家，特別是俄羅斯，改革簡直已成為罵人用語，因為所謂的改革實際上是幫助某些人掠奪國家財富，加劇貧富差距、腐敗和國家恥辱。因此，習近平點出了問題的關鍵：只有讓人民群眾享受到改革紅利，感受到生活水平持續改善、中國國際地位不斷提高，改革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才能進一步鞏固。因此，經濟改革的最重要標準不是市場和效率等抽象的問題，而是民眾的生活條件和中國的世界地位不斷提高，由此讓人民對改革有更多獲得感。
相應地，國際經驗也證明，這最終將是增強國家實力和實現國家復興等其他問題的關鍵。參照蘇聯垮臺的情況，蘇聯當年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其實力甚至比現在的中國強大得多。但最終，他們卻無法保衛蘇聯，也沒有阻止俄羅斯陷入歷史性的災難——蘇聯不是被外部摧毀的，而是被人從內部攻破。蘇共失去民眾信任后，蘇聯也隨之崩潰，隨即陷入“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普京語）：俄羅斯國家力量崩潰，分裂主義取得勝利，生活水平急劇下降，預期壽命下降，內戰爆發，敵對的軍事同盟幾乎推進到俄羅斯邊境。究其原因，是蘇共失去民眾支持后，潛艇停擺、坦克生銹、軍事基礎設施崩潰后所致的。
如果蘇聯所發生的一切在中國重演，中國的處境不會有什么不同。不管中國人民解放軍多么強大，不管其以往的記錄多么輝煌，不管其士兵多么勇敢，如果中國共產黨失去了民眾的信任，中國將會被擊敗，中國夢也不可能會實現。因此，國際經驗證明，習近平所說的“讓人民對改革有更多獲得感”，對中國經濟和中國復興的整個進程都很關鍵。
所以，“四個全面”是一個有機整體，不可割裂開來。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四個全面”一經提出，就在中國乃至國際社會引發大量的討論。“四個全面”讓中國夢不再只停留在純理念上，而是具有可操作性。“四個全面”的作用在于它們具體體現了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家意志。
改變攻擊方案
如果習近平的“四個全面”阻止了蘇聯解體的一幕在中國重演，直接消滅了可能存在的“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這意味著那些試圖阻撓中國復興的人不得不放棄這個目標。這對美國新保守派來說是不堪設想的，因為中國實現中國夢會終結美國單方面主導世界社會秩序的能力。這意味著，阻止中國實現國家復興的敵人不得不改變他們的策略。因此，對中國的敵人來說，攻擊的順序不得不作出修改——首先中國的經濟得被削弱，這將會引發社會不滿和較大的負面政治風潮。只有這個過程實現了，推翻中國共產黨的目標才會實現。這是本書重點關注經濟發展與新保守派（及其他類似勢力）所使用的危害經濟的手段這些問題的原因。
自信
但這些地緣政治和經濟問題僅構成了中國廣泛的社會政治心理的一部分，因為將要實現國家復興的中國與所有那些希望阻止這種情況發生的人是相沖突的。因此，國家復興與國家自殺間的沖突不僅牽涉外部，而且也遍及范圍廣泛的中國社會。反過來，這跟另一個更“抽象”但在中國俗稱為“自信”的重要問題有關——雖然真正的問題更為復雜。事實上，習近平所提出的中國夢概念，與這個問題的核心直接緊密相連。
用更籠統的話來說，要深入了解這個問題，就有必要看看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亞洲最敏銳的觀察家之一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廣泛比較亞洲各國后作出的直白評價。馬凱碩還認為，這種趨勢在中國之外的亞洲其他地區更為明顯。但遺憾的是，這對中國國內也有所影響。因此，他得出更廣泛的結論：
當我們年輕時，我們認為西方有一本真經；當我們長大后，我們意識到西方根本不存在這樣的真經。〔36〕
馬凱碩指出，就經濟而言，與舊觀念截然相反的實際情況是，真正的趨勢正轉向中國，而非西方。林毅夫對此原因作了正確的分析：
現代經濟學以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作為標志和起點，從斯密到20世紀30年代，大師級的經濟學家絕大多數是英國人或者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20世紀30年代以后，則是美國替代了英國成為了最大經濟體。大師級經濟學家在時空上的相對集中性，同經濟學屬性有關。經濟學理論在于用一個可以說明因果關系的簡單邏輯體系來解釋現象，現象越重要，理論也就越重要。什么叫大現象？發生在重要國家的現象就是大現象。社會經濟變量有成千上萬，對經濟學家而言，往往是“近水樓臺先得月”，只有生活在一個經濟體之中，才能真正把握其中關鍵的真實的社會經濟變量。如果說到2030年左右中國能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發生在中國的各種經濟現象也就會越來越重要，中國的經濟學家或者說在中國工作的經濟學家，就能比較好地把握中國現象的本質，這樣的經濟學理論貢獻也就越大。我相信，經濟學研究中心向中國轉移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37〕
簡言之，就是這種東移到中國的轉變實際已經發生了。認為經濟學本質上是關于數學模型或者技術細節的觀點是一種錯誤。經濟學是有關正確理解何謂最重要的經濟力量的學科，因此，建立促進經濟發展的結構是重中之重。我在第2章和第3章曾分析，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創建是實際結合了世界變化趨勢，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鄧小平與那些啟動了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人，是促使世界經濟思想中心轉移到中國的推手。
甚至諾貝爾經濟學獎，也說明新現實和過時的觀念之間存在歷史代溝。鑒于中國已創造過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增長成就，同時實現了人類歷史上最快的生活水平增速，諾貝爾經濟學獎應該定期授予一批中國經濟學家——世界可能會為總是授予中國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感到無聊！與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相比，西方學者根本是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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